高考改革，永远是一个大众话题，同时也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。高考的复杂性，牵涉利益的广泛性，在中国社会转型、利益多元的背景下，高考改革何去何从的问题尤显突出。从这一角度而言，我们必须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特点上重新反思高考改革的去向，对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理性、客观、建设性的判断与选择。

　　一、通过不断的反思推进高考改革

事实上，高考在近30年的改革中不断遭人诟病，在不断的质疑中不断改革。我们对此应该有客观的认识。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作为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，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既有的和未来的利益关系方面的制约。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难与易的问题，都往往与此有关，而正是人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构成了改革的动力、压力和阻力。社会上的每个人可能都认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应该进行改革，每个人都可能称自己为改革派，但每个人都可能根据自己的特殊利益或从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出发，提出符合各自需要的改革方案——每个人都希望改革能变得对自己更为有利，并用制度的方式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固定下来。结果人人都要求加快改革，但各有各的含义。从这一角度而言，能满足所有人愿望的理想的高考改革并不存在。

当前，高考的关键不是存废的问题，而是如何改革的问题。要探讨如何改革，就必须在改革的基础上不断反思，从历史的角度审视、总结恢复高考以来，高考改革近30年的得与失。近30年高考进行了不懈的改革与努力：考生年龄限制的取消，体检标准的规范化，保证了绝大多数考生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权；考试时间的提前从考生的角度出发，体现了高考改革以人为本的基本关怀；“3+X”的改革虽历经坎坷，却已基本取得共识，为纠正偏科，推行素质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；网上录取的基本普及，不仅节约了录取成本，而且净化了高考录取环境，维护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；自主招生与自主命题改革也未尝不是高考体制改革、实现考试录取多样化的先声；即使春季高考以失败告终，却也为二次高考、推行分类考试打下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基础。当然，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声音，高考移民、高考分数线不统一始终困扰着高考改革的进一步推进；时有发生的高考舞弊、招生舞弊事件挑战着高考的运行环境与权威性；弱势群体逐渐处于改革与竞争的不利地位，高考的公平性与社会正义不断遭到质疑；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应试教育和压力问题，学生个性不足、负担过重，因为学习压力过重或者高考落榜而自杀的现象屡有发生。这些直接导致了对高考改革持续性的批判，其中不乏要求废除考试的声音和情绪化的发泄，但这种批判不应该导致对30年高考改革整体成就的负面评价；漠视高考30年改革的成就与努力，并不是实事求是的、客观的、全面的评价态度。

我们反对对高考改革的简单化评价，并非漠视高考改革中的问题。高考改革必须与中国社会改革齐头并进，通过不断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，通过不断的反思推进改革的发展。这种反思本身就意味着理性而客观的建设性态度，意味着开放的、接纳的、民主的态度，这意味着应该允许大众参与到这一改革的探讨之中，倾听他们的意见，即使是学者眼中所谓“情绪化”的而非建设性的发泄，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。关键是如何从这种情绪化的背后发现改革所带来的利弊，并使之成为进一步研究高考改革应该认真总结与研究的重要问题。实事求是地说，高考改革中的很多问题，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两难问题，是考试实践千百年来的基本问题。竞争性与选拔性是高考指挥棒产生重大作用的重要根源。高考改革最终要落实到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丰富，教师素质的提高，社会观念的变革，学生及其家长理性意识、理性选择的增强等问题上，同时也离不开高考内部考试技术的不断提高，招生理念的不断进步。我们需要从社会的大环境出发，摆脱为改革而改革以及局限在高考内部谈改革的思维方式，充分考虑到社会用人环境、教育体制、教育思想观念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因素与时代的制约，在坚持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原则下，两利相权取其重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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